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contribution

发展演化与贡献

地理区位环境与民族特征


一、 地理区位及其环境特征

1. 地理区位

从绝对区位上看,云南省介于北纬21°8′~29°15′,东经97°31′~106°11′之间。

西北耸立着青藏高原,其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中东部主体部分为云贵高原,平均海拔为2000米左右;南面在红河出境地海拔下降为76.4米。继续向南则延向中南半岛,并沿半岛的东西两侧分别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直接连接。

在边境区位上,云南北接四川;东邻贵州、广西;西北与西藏毗邻;西侧、西南侧与缅甸接壤;南面、东南面与老挝越南交界;还可经缅甸从陆路、海路通向印度和孟加拉国。

从相对区位而言,云南是位于中南半岛与印度半岛(也称南亚次大陆)这两个相邻半岛顶端交接部位的偏东一侧,系由喜马拉雅山经横断山脉向这两个半岛地区渐次落降的过渡地带。由此便在云南省境内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山川河流走势,以及从西北向东南方向逐步下降的复杂地形地貌。而在云南省境外,则一改云南境内那种高山峡谷纵横交错的地貌,形成向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方向大幅下降,逐步向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方向不断延伸的大片平原地带,成为我国从陆路通向印度洋距离最近的地区。这无疑为古代滇商向外从事民间国际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优势和便利。

云南地处“蜀身毒道”枢纽位置,历史上就是贸易频繁,文化多元的对外开放地区。云南的传统国际贸易网络,不但可直接通往东南亚、南亚及印度洋,甚至远及中亚与非洲。据考古和典籍证明,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中国西南经云南通往印度的陆路交通和经济往来就已经开始了(季羡林,1982;饶宗颐,1974;陈茜,1981)。此外,根据古滇越国(今腾冲一带)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具有云南地方特点的青铜器,以及在滇池区域出土的南亚或西亚文物,如 “蚀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海贝”、“有翼虎错金银带钩”、“兽身人面形装饰品”等文物考证:“蜀一身毒道”大致线路应为——“由四川经云南,过伊洛瓦底江至缅甸北部的孟拱,再渡亲敦江到达印度东北的英帕尔,然后沿恒河流域转入印度西北与伊朗高原相接的坦叉始罗转向西行,与‘丝绸之路’相接。”(张增琪,1997)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民间国际商贸通道的历史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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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济区位

云南地处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相互衔接的地带,两边市场发育程度相近,拥有足够的物产消费需求和交易群体。

正是这两大古代文明板块的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包括语言文字的产生,以及古代贝币、金属货币等交易媒介的出现,才使的滇商面向国际的民间商品贸易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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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区位

云南商道大多顺江河山谷行走。人类古道一般遵循这一省力原则,因为河谷是最便利的天然通道。云南地貌特征控制着云南大江大河的走向,逐渐形成了以“坝区”、“湖泊”为中心聚集,又向高山峡谷边缘扩散的立体化商业形态。沿滇东北形成的商道崎岖不平,致使内地商道“行路难”。

然滇南一带的江河一经流出险峻的横断山脉,便进入南亚、东南亚的沃野平原。襟洋带海的江河网络,把云南和内地乃至世界连接了起来,为滇商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通运输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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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川风貌

云南西部山川纵横,东部高原绵延。崇山峻岭之间,蜿蜒交错的河流连接着星罗棋布的湖泊盆地(俗称坝子)。高山、峡谷和坝子绵延不断,形成一个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经济形态各异的独立贸易单元。

云南拥有广为分布的矿产宝藏和动植物资源,由于地势、海拔的差异,加之云南“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使得山地、高原与坝区物产各个不同,呈现出区域化、差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从而产生强烈的相互市场需求,逐渐形成了以坝区文化圈为经济贸易中心,同时又向高山峡谷边缘扩散的多元化商业形态。云南独特丰富的地域性物产,极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商贸互通和差异互补,这是滇商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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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帮运输

云南山高水险,气候多变,难以形成平原地区那种车马通衢,须靠畜力役使方可在峡谷沟壑中艰难穿行。云南又盛产良马,从而产生了这里最早独有的马帮运输经营模式。横断山脉的复杂地形决定了云南的商道一开始就以险峻和规范著称,这从根脉上造就了滇商敢于冒险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质朴贞信的良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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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茶马古道起源

云南物产的地域差异性和独特性,使得马帮商道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盐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商品,促使了马帮商道“局域网”的形成;一是茶成为藏民每日不可或缺的商品,催生了茶马古道长途远征商道的“互联网”转型。

作为人类生存必需品的盐,和衣服、食物、水等因其他必需食物不同,因其产地不是每处人群聚居地都有,需人背马驮到较远的盐源地获取。盐因此成为维系商道长期存在的必需商品,同时,盐运商道也须通向所有有人居住的高山、峡谷和坝区,形成了一个不可中断的贸易网络,滋养着各民族贸易和文化的繁荣。

生长于云南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马帮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自茶叶流通入藏以来,成了藏胞每日不可或缺之饮。然藏区却不产茶,需穿越横断山向云南产茶区进行远征贩运,这就催生出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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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滇商行为主体

滇商的行为主体——云南各少数民族,其族群聚居分布呈现为多元化的地域特征,如白族大多聚居在洱海坝区,藏族大多聚居在雪域高原,傣族一般居住在气候炎热的河边,佤族、景颇族、苗族则通常居住在较为高寒的山地。族群聚居的相对封闭和生产力的不足,需要外出谋求供给,互通有无,致使更多的商业行为融入到民族成长的过程之中。

而商业文明固有的平等交换原则,又促成了多民族团结共荣的良好氛围,形成多民族小聚居大共存的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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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帮商道

云南有山必有道,有道必有商,有商必有利,有利必恒久。滇商马帮千百年奔波不息踏踩出来的若干条长期稳定的马帮商道,使这片茫茫山地显示出它特有的一种交通区位优势。

这些商道网络如牵牛花般把周边不同民族与国家连接起来,通过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以利求和,以商促政,把通常所见的边关多战事变成了边关多商务。从而进一步带来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相渗透,更深层面进入语言和宗教信仰的交互影响,最后达致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繁荣。这种自发和谐的民间国际贸易模式,极大地不同于两国间兵戎相见、攻城略地之后,再以霸凌弱的商业入侵模式。滇商们仅凭一马之足行商,便能深入异国他乡,互惠互利,建立长期诚信友好的睦邻关系。把中华民族间和睦团结的氛围,远播到国际之间的民族关系当中,与今天一带一路“建立周边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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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性特征

1. 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滇商起源与最早兴起是由云南古代各民族、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导致的。滇商的起源,最早应在中原商周至战国时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出现云南商人组织或集体对外贸易的雏形,内地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最早滇商形态,这些的产生应是当时云南各民族及其族群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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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滇商兴起与后期发展的区域分布、兴衰变迁是由云南民族发展的特性与融变所决定的。

从南诏大理国时期滇商的官方主导性与民间交融性的大发展与对外大交融时代,使滇商的发展区域以政治经济为主导,遍布大西南及更广大的两洋地区,其滇商的民族性开始了大的融合与交流,不仅凝聚了古云南众多的民族力量,还在商队、官民商业机构中融入了波斯、印度、阿拉伯商人及组织等,内外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共融及宗教文化的碰撞等都推动和促使了这一时期滇商民族特征的新内涵。元明及之后,中原王朝对云南统治力量的加强及对当地原民族贵族势力的打压,导致了汉族商帮、回族商帮在云南的兴起及原有民族商业势力、组织从西南高原全域性、主体性向区域性、非主体性变迁,白、藏、彝、纳西、壮、傣等各族商帮及商业贸易势力收缩和退居在民族生存发展区域及地利优势下的古道运营(蜀身毒道、盐茶马古道、步头道等,但大多均为分段或交流性运营)。到了近代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大变迁及云南近代化的兴起,滇商民族性中共融多元一体的形态发展得以最终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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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滇商兴起的民族特征中,各历史时期各民族的民俗形态、宗教文化、经济与科技、哲学思想认知等,直接或间接的决定和主导性影响了滇商的交易品种、交易方式、贸易政治形态、古代手工业或近代工业及商业的管理运营等,并决定和直接影响了滇商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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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商会


商号商会

云南地处山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较沿海及内地省份为低,导致了省内商人势力长期弱小。明清两代,是云南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到了清代中期,云南地区出现了一些资本较丰厚、经营规模较大的商号。

代表商号

进入近代以后,云南商人群体的力量不断壮大。云南出现了许多拥有大量资本、专门从事商业批发业务的大商号,几乎垄断了云南对外贸易。当时,全省商帮有迤南、迤西、迤东之分。

迤南:朱恒泰(临安商帮)、顺成号(临安商帮)、天吉昌(临安商帮);迤西:同兴德(鹤庆商帮)、兴盛和(鹤庆商帮)、福春恒(鹤庆商帮)、永昌祥(喜洲商帮)、锡庆祥(喜洲商帮)、复春和(喜洲商帮)、鸿兴源(喜洲商帮)、洪盛祥(腾越商帮)、茂恒(腾越商帮);迤东:大有恒(宣威商帮)、天顺祥(昭通商帮)。

锡庆祥

喜洲帮的“锡庆祥”号是白族商人董澄农在民国时期创办的云南第一家把商业资本成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企业,总号在昆明,约有40处分号。以“钨锑公司”、“大成实业公司”最著名,并大量经营进出贸易,资产与“永昌祥”相仿,并热心办了许多公益事业。他们在故乡和各地建了许多民居、商号用房、工厂、别墅、学校、医院及图书、碑刻等等,成了商帮文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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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盛公

恒盛公商号原为兴盛和的一个子号,辛亥革命前四年在汉口创建,主营以麝香为主的名贵药材,由张泽万主事。后张氏从兴盛和分支而出,恒盛公成为由张姓自主的独立商号。主营麝香等名贵药材,兼营丝绸、布疋、珠宝及黄金、茶叶。后来,以经营茶叶为主业,成为茶马古道上专营茶叶的大户。经营网点遍布川、滇、康、藏诸省和上海、汉口、香港及缅甸、印度、日本等国家。在昆明、上海、香港、拉萨、勐海及印度等处,设有与总号平列的恒盛公总代理机构。

恒盛公在开办商贸活动的同时,也重视实业的开发。除于1927年至1928年开办了勐海茶厂和16个茶庄外,还相继在上海开设菜馆、澡塘、寿具(器)作坊;在昆明开设科发药行、良记布铺等店坊。1946年,恒盛公分组为恒丰、恒顺康两个商号,恒丰从事原号的商贸活动,恒顺康以茶叶业务为主。恒盛公商号为鹤庆商帮中“号史”最长的一个商号,其历史直至延续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



庆昌和

庆昌和商号为丁槐家族创办,创建于公元1876年。主营鹤庆地方的土特产品和副食品及棉纱、土布、丝绸;建号初期,还开办过茶马互市业务。后来,从四川引进土布纺织,印染加工技术和人才,在地方开办实业。并将商号加工生产的土布、棉线和副食品出口,被称之“鹤庆特产专号”。1936年倒闭。



兴盛和

兴盛和商号创建于光绪年间约公元1875年,创建人舒金和、舒卓然、舒远程。总号原设鹤庆;四川西昌、宜宾、乐山、雅安、成都、会理、康定及下关均设有分号。后随之经营扩大,总号迁至下关。主营丝绸、棉纱、布疋、药材、茶叶、土特产品、日用生活品及部分工业用品。其中,蚕丝生意做得特大,曾开创了蚕丝入缅专道,并在缅甸开设了曼得勒兴盛和商号。同时,在茶马古道上的一些主站点丽江、维西、德钦、永宁等地设立了药材收购和茶叶转运“专口”。又在下关增设了集商贸、仓库、食宿为一体的兴盛花店……生意较为兴旺。


同兴德

同兴德商号由鹤庆金墩乡金翅河村人李恒春于1850年创办。主号先设在下关,后相继在鹤庆、西康、成都、重庆、汉口、上海等地开设分号。主营以麝香等名贵药材为主的药材生意,回头货多为国外的丝绸、宝石及日用百货。因经营有方,发展较快,拥有资银十万余两,故得“李百万”之称。1880年因几个分号各怀异心商号倒闭。民国初年,其长孙李鸿康,借助地方军、政界的财力,使商号再度兴起,并荣任昆明商会会长之职。李恒春是鹤庆商界的先驱,对鹤庆商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创办的商号,被人们称为鹤庆商号“鼻祖”。



福春恒

福春恒商号组建于光绪二年(1876),总号设下关,分号设昆明、保山、腾冲、成都、汉口、香港及缅甸曼德勒、仰光等地。主营丝绸、珠宝玉石、名贵药材、地方土特产品等,兼营钱庄、汇兑及鸦片税捐业务;还开办了柞蚕丝加工厂、面粉加工等六个工厂。经营网点遍及西南、东北等地及国外东南亚地区。1928年总号迁设昆明小银柜巷,1937年破产倒闭,共历时60余年。



永茂和

“永茂”商号的创办人李必成,字永茂,早年来到腾冲发展,初期在腾冲、缅甸之间经营土特产、棉花、海壇的生意。于1850年前后(道光年间)成立永茂商号並增加宝石及百货的生意,经过努力不懈的发展羽翼渐丰並聚集了丰硕的财富。在光绪年间李必成因年老将事业交于其子李德贤打理,並更名为“永茂和”商号,由于经营有方永茂和在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资本已累积至卢比11万盾,在当时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茂恒

董友莲(1874—1934年),字爱庭。1928年作为“春延记”总经理与“茂延记”商号合作组建了“茂恒商号”。总号设在腾冲,在昆明、保山、下关、昭通、宜宾、重庆、缅甸、印度、香港设有分号。

“茂恒”商号是抗日战争中支援抗战的一股力量。茂恒商号是民国大亨王少岩“茂延记”商号与董友莲的“春延记”合作组建而成。总号设在腾冲,在昆明、保山、下关、昭通、宜宾、重庆、缅甸、印度、香港设有分号。主营纺纱、茶、汇兑等,发展成为云南经营国际贸易的著名商号。它开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国家的统战对象,实现了公私合营。



洪盛祥

1888年,董绍洪创办“洪盛祥”家族式经营的商号。至其鼎盛时期(1915-1936年间),每年利润在100万银元左右,是腾冲众多商号中的翘楚。

“洪盛祥”经营着以石磺为主的矿产品,进行黄丝、茶叶为主的土特产出口贸易;也经营着玉石、棉纱为主的进口贸易,同时还涉足金融汇兑业务,其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外,后发展成了驰誉滇印缅的跨国商号,从而在中印缅之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永昌祥

1903年,严子珍与大理下关合资创办“永昌祥”商号,拥有总号两个,除总号外,国外分号六个,在大理府城、昆明、丽江、维西和四川的会理和宜宾等地设70余处分号,遍及中国大江南北、东南亚。

“永昌祥”是喜洲商帮“四大家”首户,拥有总号两个,国外分号六个,国内分号七十余个,主营“茶、丝、纱、金、锡”,以棉纱、茶叶、黄丝、布匹、绸缎、猪鬃、金银、外汇、药材、汽车等为生意主项,经营范围遍及长江以南诸省及缅甸、印度各大商埠,还曾有一次进口二千余部道奇汽车的豪举。



滇商历史贡献与影响


    滇商通过商业经营活动,发挥了商业贸易中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连接起了云南地方经济与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大市场的流通,并日益改变着云南地方经济闭塞落后的状态,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滇商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突出地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滇商通过商业经营活动,加强了省内各地之间及云南省与其他省区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也增强了云南经济和国际市场的联系,促进了云南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维系并加深西南边陲这个多民族聚居区与内地间的社会经济联系,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难以磨灭的贡献。

其二:滇商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加强了对外的联系合作,带动了各地间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动,促进了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云南的工业进程和本土产品的品牌化发展。

其三:滇商走川康、上西藏、跑印缅、闯内地,积极地到处捐资铺桥修路,不仅改善了区域内部各单元间交通状况,还拓展了滇康、滇藏、滇印、滇缅间的多条新商道,为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状况的改良做出了积极不懈的努力,推动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探索和开辟。

其四:滇商及滇商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社会旧经济结构的解体,促进了市场结构向近代化的转化过程,进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由过去落后的、单纯的小农经营型,向较为发展的、以近代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型转变。滇商创新发展金融组织,推动了地方金融改革,促进了云南金融业的发展。

其五:滇商以商贸交流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加强了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各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经济发展。还促进了文化传播和社会变革,推动了云南地区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公共事业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尽管滇商在云南经济的发展中起了十分积极的促动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加速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然而,作为一个来自民间、缺乏严密组织的社会群体,商人群体自身有着许多的缺陷和不足。




滇籍侨商


云南籍海外华侨华人约有250余万,省内归侨侨眷约50万,是全国五大侨乡省之一。史载,元朝征缅,即有昆明人从军南行到东南亚;明朝以来由于人口压力、政治动乱、贸易经商、开矿垦荒等原因,经昆明由云南移居东南亚、再转南亚的华侨华人日益增多。他们艰苦创业,逐渐形成举世闻名的云南侨商或实业家。

清末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滇侨商帮商号纷纷在昆明设立总号,成为昆明对外贸易的新生力量。滇侨商帮最初大都以地域或宗族关系联结而成,来往于云南与东南亚各国间开展贸易,促进了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由华侨华人创办的“福春恒”“洪盛祥”“茂恒”“永茂和”“恒盛公”等一批商号为云南民族工业和金融业做出了历史贡献,形成和顺、喜洲、迤萨等一批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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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侨居东南亚、南亚的滇籍华人数量不断增多,海外侨胞不仅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民主革命,还有很多爱国华侨纷纷回到中国加入救亡图存浪潮;对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国政府抗日救国和发展经济等做出重要贡献。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华侨回国参战、捐钱捐物,前赴后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云南爱国华侨梁金山先生积极投身抗日运动,领导旅缅华侨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修建了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惠通桥,捐献80辆汽车和1架飞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梁金山先生倾家散财,辛劳奔波。

华侨华人关心支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投资、兴学、兴办公益事业等,华商投资占云南利用外资的60%以上,一批华商企业在云南投资兴业、发展壮大。进入二十一世纪,华侨华人又在参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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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商辐辏兴金融


十九世纪末,随着传统市场体系的颠覆与国门的打开,云南地方金融业蓬勃兴起。

一、实业救国为辏,产融结合兴滇

云南近代方兴未艾的矿冶业、铁路业、水电业、军事工业、种植业和大宗贸易业,无一不是因金融组织而催生、由产融结合而兴盛。

金融还是地方安全的保障。二十世纪初云南的路权、矿权、税权从未旁落,是在滇金融人以其创造力和意志力,与西方列强作抗争的结果。

从清朝末年“钱王”王炽筹办云南铜业、锡业,购买滇越铁路路权,到民国时期缪云台统摄云南锡业公司、富滇新银行、云南劝业银行,都是实业与金融水乳交融,滇商实业救国的生动写照。

二、官办银行为辏,推动金融制度在云南的建立

云南现代金融组织发轫于清末民初的地方官办银行。

无论是“云南公钱局”基础上组建的富滇银行,还是从“官当”演变为“官银号”继而发展形成的云南兴文银行,虽都是地方军阀予取予夺的工具,但却或为护国运动的浩繁军需独当财力支撑,或开地方政府以金融方式筹措云南文化教育基金之先河,更重要的是它们激活了滇商血脉中的金融基因,使得现代金融制度在三迤大地上深耕开花。

三、区位优势为辏,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伴随滇商“走出去”的步伐和滇越铁路通车,富滇银行在境外的香港、越南海防、缅甸瓦城(今曼德勒)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在1933年前后成为全国第四大银行、全球第五大华资银行,其发行的新滇币通过自设电台实现与英镑实时挂钩交易,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币挂钩交易的币种。

抗战时期,云南区位的战略价值凸显。在那时,昆明市的银行已达到41家:其中国家银行6家、省级银行3家、市县银行2家;有金融性质的本地企业10家、外地来滇经营的金融企业16家、经营实业兼具金融业务的企业4家。昆明市南屏街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西部的华尔街。

四、货币之锚为辏,创立滇币发行流通体系

回溯清末,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集虚银与实银于一身的公估银”的滇商兼销业,这一比肩山西票号的地方金融组织;再重温1912年富滇银行发行纸质滇币和半开银币,这一段在全国首个“废两改元”的历史,你会发现滇商早在20世纪初期便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货币之锚,为云南的国际商贸活动节约了交易成本。

民国时云南自成一体的货币体系,映射着滇商金融在工矿业发展中的血脉贯注,展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的兴衰更迭。


三迤大地金融组织

1、牙商(有金融的影子)

居间撮合、介绍买卖、中间人;牙贴、佣金、差价、逾期利息。

2、典当(典、当、质、押)

(当铺<5000两以上>和押号<1000-5000两>)1729年,文山出现两家军办当铺。1776年私营当铺出现,1796-1820年云南有500余家。其中兴文当成立于1889年,是王炽等人筹备组建的股份制当铺,其经历兴文当---兴文公当---兴文官银号---兴文银行的历史变迁。

3、钱庄

钱庄在清朝是很发达。据统计,省城昆明钱庄加上换钱铺子有 142 户, 但大的储蓄钱庄只有一家, 即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 的宝聚号。到了抗战前,只剩少数几家(溥源钱庄为代表)。

4、票号

“天顺祥"和“同庆丰"为清代著名票号,当年曾活跃于我国西南一带。被有些学界人士认为是山西票号之外仅有的所谓“南帮票号”。

最近几年,这两个票号(包括其十几个分号)及其“创办人"王炽受到热捧,号称:一代钱王、富敌半个云南,云云。但是,诸多证据表明:两个票号的起源及王的"创办人"身份值得商榷。

5、汇号

兼营汇兑、汇划;代解库银、解课款、承汇、劳工汇款、外汇业务。

兼销业(兼销铺、银楼)—兑换银两、加工销铸银锭、兑换制钱、待办库款解领、存放款、抵押垫款、经营专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1)1911年云南全省公钱局

(2)商业银行:云南殖边银行(1915-1928)、个碧铁路银(1918-1928)云南省劝业银行(1927年个旧锡业资金支持)、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914年到蒙自设立支行,1932年设立昆明分行)

(3)1932年7月1日成立,9月1日正式成立富滇新银行

(4)1940-1945先后组建八家银行:

云南矿业银行、云南益华银行<东川铜矿银号、益华银号(益华当)改组>、长江实业银行<川帮银行>、川帮建国银行、和丰银行、华侨兴业银行<江浙帮><华侨联营银行>

昆明的银行由8家发展到45年41家。保险17家。商号由2000家增加至三万家。


影响滇商兴衰(演化)的近现代重大事件


中法战争

1883年至1885年之间爆发的中法战争,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自、河口、腾越、思茅、昆明等通商口岸“约开”或“自开”。 大锡、钨砂、铅、锌、锡、锑等,农副产品如生丝、猪鬃、牛羊皮、桐油、茶、药材等成为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云南出现外贸重于内销的贸易格局。新的不平等条约不仅使地方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而且加快了云南卷入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步伐。由于与英、法殖民地缅甸、越南相邻,云南向半殖民地的过程较内陆地区要快速一些,商业环境也较快向近代的转型,这不可避免对滇商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滇越铁路

滇越铁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连接国外的铁路交通线。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与国内外的通达性和时间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路当要冲,一切来品日新月异,工乃渐知改良,商则渐事远贩”。滇越铁路促进各地商务、尤其是云南的矿业发展突飞猛进。云南大锡的产量猛增;同时法国将商品从越南输入云南,冲击了云南脆弱的民族工商业。伴随着滇越铁路通车和开埠通商,云南省内与川、桂、黔接壤,外与缅、老、越毗邻,私营工商业随之兴起。交通方式变革客观上加速了晚清以来云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云南发动重九起义,成立军政府,至1915年底护国运动,云南境内相对安定,为民生与经济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1917年护法战争以后唐继尧顺势控制滇黔,推动了省内经济建设及文教建设,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变动,滇商获得发展的机会与社会空间。但是,从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到靖国战争,滇商面临不断的挑战、冲击,云南商人在军阀政争与军阀混战中,不得不在动乱政局下的艰难抉择与应变。

在与地方政治势力博弈中,各类型的商会组织尽可能为商人争取权利和利益,成为这一时期云南政商关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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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发展

军阀混战时期地方出现的“权力真空”使云南商会呈现出特殊发展机遇。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新的《商会法》推动了1917年7月云南总商会的改组成立。

各地县镇商会相继改组,一些地方增设了商会组织,其组织架构和运行体制也更加趋于规范和完善,并形成了以总商会为中心的区域商会网络。在军阀内乱的社会环境中,云南总商会和各地方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协调、制衡社会的作用,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了对于政府的支持与合作,客观上为滇商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货币金融

云南货币金融状况长期与内地有别。清代初年“废贝行钱”,逐步确立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银钱并用的货币流通格局,但到清末民初,区域市场与内外贸易推动云南再次形成与全国不同的货币金融体系。以“滇币”(1912-1945)为标志的金融体系、是云南地方政府建立的区域性货币金融体系。在特定历史时期,滇币及其所代表的货币金融体系,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旧“滇币”与新“滇币”多次出现的兑换危机,凸显云南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滇币”币值波动、富滇银行兴起及经营,中法实业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的入侵,以及地方性银行之间相互竞争,均对滇商的经营与财富积累产生明显冲击。




龙云执政

龙云长期执政云南,治滇自成体系,其教育之改革,交通之建筑,矿业之开发,水利之濬储,仓谷之积蓄,农业之扶持,工业之创办等,为工商业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龙云推进“新云南”建设,“修筑滇黔、滇缅公路,干道支道,咸使督责,依限完成”的3000多公里公路线,通往省外6条,为市场拓展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了条件。

对外收回被法殖民机构攫取的金融权益;对内进行财政金融整顿,实行财政与金融分离,建立近代金融制度,使云南金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滇商的营商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工商业得到明显进步。


工业发展

昆明成为工厂内迁中心地点之一,云南原先薄弱的工业基础由内迁加上新设,其工业中心的地位明显,成为抗战三大工业基地之一。“公营占绝对优势者为冶炼、水电、电器、机器、化学等工业,民营占绝对优势者为金属品、木材及建筑、服装、饮食、文化等”,即“基本工业及重工业均已在公营势力范围之内,而民营占优势之工业则均属于轻工业之范畴”。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工厂、企业、商业、学校被迫从沿海各省先后迁来昆明及其地方各州县。城市人口聚增,刺激经济经营范围扩大,工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云南出现了商业资本激增、对外贸易激增、商号激增、商会增长激增的态势。滇商在战时经济的刺激下,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资本积累的机遇。


滇商代表人物


李沅

云南第一个顶戴商人

李沅曾走南闯北,白手起家,创下了偌大一个商号“宁永堂”,成了云南的首富。富甲一方的他又是一个广济天下的善商,又能“克襄王事”,还能热心公益事业。在清代,对成功的商人授予顶戴,李沅被朝廷赐封盐运司同职衔,即成为云南第一个顶戴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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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炽 (1836—1903)

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

字兴斋,云南弥勒人。清咸同年间在蜀、黔、鄂、粤等地沿途贩运,获利甚巨。王炽于同治、光绪年间创设同庆丰、天顺祥票号,分号遍及重庆、昆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15个省,均通汇兑并经营出入口商业,包销四川盐岸,盛极一时。西太后对王炽大为赏识,赐予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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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庭 (1836年—1912年)

天顺祥票号经营人,“西南首富”

名正荣,云南昭通人,晚清年间由滇入渝,经营天瑞祥票号,多谋善贾,成为“西南首富”。重庆商务总会成立,被推为首任总理。1897年,宋育仁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报纸——《渝报》,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揭露列强侵略,抨击清政府腐败。李耀庭曾捐款支持,解决办报经费。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后,他与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杨沧白),张培爵、朱之洪等人常有来往,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革命亦多所赞助。李耀庭支持其三子李龢阳(裴知)捐银三万元,以助孙文、陈绍宽“肇和号巡洋舰”起义之资,并雇请一勇士,协助爆破清庭“肇和”军舰。孙中山特亲书“高瞻远瞩”条幅相赠。李耀庭以其重庆商务总会总理的号召力,对“蜀军政府”筹措军政费用,给予积极支持。其子李湛阳、李龢阳在重庆辛亥革命中亦多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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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槐 (1849年-1935年)

“庆昌和”商号创办人

丁槐晚年信奉实业救国,经营有庆昌和文华商号。其分号于鹤庆、下关、保山、昆明、汉口、北京等地。主要从事贩运贸易和进行进、出口商业活动,在其历史的岁月中,对发展、繁荣地方经济,促进中外物资交流开发贸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他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从外地延聘匠人,引进木机织布技术,在鹤庆丁氏宗祠内创办手工机房教附近妇女制作布匹。以至清末民初,鹤庆“织业大兴,机杼声相闻,日出布数百匹,供给本地需用外,尚能多数销运邻境”。不少缠足妇女成为了产业工人,摆脱了只能刺绣、做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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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海亭 (1855年-1929年)

“翡翠大王”、“福盛隆”商号创办人

享年74岁。中国近代翡翠大王,著名革命先驱,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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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朝瑛(1869年-1929年)

清朝临安府巨商朱氏家族的核心人物

字渭清、渭卿。云南建水人,清末民初革命家。在云南辛亥革命中,他领导建水起义。

朱朝瑛是著名厂商朱广福之孙、朱成藻之子。他深受康、梁维新思想的熏陶,在地方上深孚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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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子珍 (1870年-1941年)

“永昌祥”商号创办人

大理喜洲人,白族。号镇圭,别号苍逸老人。1903年彭永昌(江西)、严子珍、杨鸿昌(喜洲)三人于大理下关合资创办“永昌祥”商号,另外在大理府城、昆明、丽江、维西和四川的会理和宜宾7处设有分号。除总号外,另有70余处分号,遍及中国大江南北、东南亚。“永昌祥”14年,其间,由于经营有方,资本扩大了4倍。他们三人都发了大财。仅从严子珍在1907年就可以花巨资在喜洲兴建“严家大院”那么巨大而奢华的豪宅来看,就知道在当时他们已经多么的富有了。这期间,先后又有12个合作伙伴入股加入“永昌祥”,这个商号一下子可称得上人财两旺了,而他们皆为大理喜洲的白族子弟,又都和严子珍、杨鸿春沾亲。后来,严子珍的大儿子娶了杨的大女儿为妻,这个商号的人事关系就逐渐形成了以严子珍为中心的格局。这时候,彭永昌和杨鸿春就顺势和平退伙了,退清了他们的股本后,全部股权归严姓家族掌握。这时候,“永昌祥”方由严子珍单独经营管理,这个商号才真正成为了他施展经商才能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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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澄农 (1890年-1945年)

“云南大成实业公司”创办人

大理喜洲传奇商业巨子。幼年丧父,不忍母亲劳瘁,“力请辍学,以减家累”,来到舅父李执中开设“联发号”内当学徒。因刻苦钻研业务而受到重用,升任“联发号”经理。1910年,董澄农在昆明等地,广交了社会各界名士。在昆明独自开设了“德润生”号经营进出口货物。滇越铁路开通后,他抓住时机,积极采办大理石及其他商品,经河内、海防运往香港、广州等地销售。一战期间,董澄农又从四川会理一带选购白铅,趁欧洲战争爆发后铅价上涨之时才出口,一时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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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一斋 (1891年—1942年)

红色儒商、爱国的工商业者

云南玉溪人,祖籍南京应天府。生于清光绪十七年,民国二年(1913年)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师范学校国文科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因在校学习成绩优良,曾受聘昆明劝学所教书数年。他时常给学生们介绍大文豪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对学生有着良好的影响。此间,因为他已有5个孩子,仅靠教师微薄的收入,生活难以维持,就和老伴开了一家夫妻纸烟店,后经营发达,才辞去教师工作专心经商。后来,“景明号”还到上海设立办事处,成了昆明的大商号之一。

郑老先生经营到他的中年时赚得些钱,但为人很仗义疏财。他说:“我做生意完全是为了生活,不是为发财和享受。有了钱要会用,要用在社会福利事业上,绝不能做钱的奴隶。钱用的适当,就会发挥有益的作用,用之不当,会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成为罪恶之源。”他不但这样讲,而且一直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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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云台 (1894年—1988年)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云南闻名遐迩的实业家

原名缪嘉铭;云南昆明人,1913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堪萨斯州西南大学、伊利诺大学。1919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矿冶系。

1920年回国后,从事开发锡矿,任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云南劝业银行经理,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云南锡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抗日战争期间,代表云南省政府与缅甸合作修建滇缅公路。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辅导委员会常务委员,资助创办银行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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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琢庵 (1894年—1964年)

近现代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永庆隆百货店创办人。

云南大理人,近现代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李琢庵在家排行第四,幼读私塾。十六岁入下关商会当录事达十五年之久。1924年辞职经商,在下关开设永庆隆百货店。1927—1931年,与友人杨学周合夥在昆明开设天成祥,获利颇丰,1931年分夥,独资经营成记商号。1936年与大理喜洲人杨显成合营成昌,总号设汉口,上海、宜宾、昆明、下关、香港设分号。当年系资深企业家、成昌商号总经理、昆明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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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三 (1895年—1973年)

民族工商业家、“达记”商号创办人

民国十九年(1930),永兴号分家后,李达三创建了“达记”商号,堂弟李济南(字胜三)承袭了“永兴号”字号(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李济南家位于古城大石桥旁的商铺还挂有“永兴号”牌匾),李耀南(字震三),则设立“永顺兴”商号,设号昆明。李冠南(字甲三)、李雁南(字泽三)、李兴南(字立三)等人,仍承祖业,行走于茶马古道,进行商贸活动。 “达记”商号承袭“永兴号”的经营模式,仍主营藏区与内地间的山货药材(贝母、虫草、鹿茸、麝香、藏红花等)生意,但规模更加扩大,西至西藏拉萨直到印度加尔各达,东至北京、上海。由于李达三豪爽、豁达、讲信用,逐渐成为当时丽江大商家之一。抗战时期,丽江成为滇、川、康、藏贸易集散重镇。在万商云集、财贸广开的优越条件下,李达三的商业迅猛发展,相继在德钦、昌都、康定,拉萨、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设分号,派专人经营,从丽江、下关等地运茶叶、腊肉、粉丝、铜器等进入藏区,又由藏区运山货药材及印度疋条、呢绒等到内地,由自家马帮运输,来往不断。正如他常说,我们做事,不论大事小事,都要讲诚信。有诚信,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朋友。 1938年以后,“达记”的资本更加雄厚,在藏商中有很高的威信,藏商和内地客商都愿与他合作,运来的货物,也交给他全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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